陈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着名美术批评家，博士生导师)

　　尚辉先生安排巧合，一个有天津基因和一个有上海基因的相继发言。我小时候在南京，我大学是在上海戏剧学院，是60年代的时候，所以我对上海很有感情，很留恋上海的，因为上海有很多优点。我觉得上海和天津这两个城市确实有很多可以比较的地方，民国时期上海和南京非常近，有很多互补和往来，在更早的时候北京和天津联系很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有点不太一样。

　　两个画院我现在看了一下作品，如果不是对两个地方的地域文化和地域人文环境熟知，看这本画册应该共性多于个性，因为时代潮流把整个中国带入了新时代，任何省份，城市都有不同文化特色，因为只要有一样大家觉得好，很多地方都会学，总体来看比较统一，是时代的产物。如果仔细分析各个领域，自己特长都发挥得很好。每一个画院很讲究各种创作方式，按照传统的方式很好地深化，熟练化，精确化，很熟练也很老辣。天津可以有画的，属于借用，总体来讲都是很不错的，能够把更强的个性表达出来，又能够很好的描述现实题材。上海的韩硕他的变形很随意，但是也可以画，甚至可以画文化名人又是很写实的，天津还有一个也画得有点变化。所以各个地方都能够把现在时代，最好把你的智慧挖掘出来，表现出这样成就的作品。总体来看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这个时代的进步首先归功于我们整个国家政策方针领域的变化，大环境的变化，正因为有了这种变化，才会有这样的心态去画。

　　我觉得很多画，基本功非常强的人，能不能画大型历史画或者重大题材。我说的重大题材不一定是主旋律的画，我们的历史重大题材有很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直到民国、共和国有很多民族文化精粹的东西，我们能不能有这样能力的人画这些，有这样的能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能不能画这些东西？艺术的成就不在于题材，梵高的题材很一般，但是我们更需要把中国民族文化更重要的关键点，带有社会转折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东西，能不能表达出来，为我们的历史长河留下民族风格的作品。《清明上河图》是一幅风俗画，可能这个更了不起，所以对画院将来的发展，这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题目做一下，能有意识扶持这方面的发展，我觉得这样更有分量。

潘耀昌：(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跟天津两个城市一起搞活动和展览不是很多，天津也是我比较向往的城市。今天我看了这个展览，不能说这些作品完全代表这两个城市，因为我知道搞一次展览不容易，要收集这些作品不可能面撒得很开，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展出一些，我认为不一定全部是代表上海或者天津的，我觉得天津可能还有很多更好的东西，天津美院这几年发展进步很大，出了很多新的成就，涌现了很多新人，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包容，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两个城市的展览，而是两个书画院之间的交流。但是我看了作品，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视线往前推，我们发现这个都是属于创新的，对传统中国画视觉习惯有一定的憧憬和改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中国画自从面对西方的入侵，形成了西画以后才有国画的概念，本来中国画就是绘画中的绘画，谈不上西画或中国画，但是有了西画才有国画，从国画命名开始，它就碰到一些憧憬，要不断的创新，国画的命运就是来各方面的压力改变自己。

　　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已经把中国的艺术推出去，随着中国今后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画我觉得更重要的任务让它走到世界，在这里面交流沟通非常重要，以前有很多画家画一幅画，我们走出去以后自己爱怎么看怎么看，但是忽略了文化重要的附加值，像一个茶杯放在那里永远是茶杯，如果它在某一个重要的场合出现过，名人使用过，用它签过名，喝过水，它就有收藏价值。一件艺术品得到更多人的认识，需要更多的收藏家、媒体、批评家、鉴赏家，我觉得是集体的功劳，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品的价值才能够不断推出去，而且永远保存下来，成为世界集体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