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鹏飞：(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

　　上海书画院的成立比较早，在80年代就已经成立了，它的起因是原来的老院长程十发先生，他当时不满意上海中国画院的现状，他一直说打破围墙走出去，当时的情况能做到这点不容易。在他的积极支持下，搞了上海书画研究院，成立书画研究院的时候，上海几乎所有的画家都是参与这里的，像施大畏，周慧都是院士，都是响应程十发的号召参加进去了。现在的上海书画院由乐震文院长主持工作，我觉得他工作的思路比较开拓，能把上海的画家团结起来。

　　我对天津画院的作品非常欣赏，当然有一些学者希望天津画院有更多的面目，我觉得天津画院做得最好的一点是他们基本功非常扎实，不管是油画还是国画，在基本功方面挑不出毛病。但是上海中国画不是很乐观，我们有一些画家功底都是铅笔在画，但是我们这种专业出现这种现象非常不应该，而且我们画院认为书法不是艺术，不提倡写字，我觉得这点非常可悲，画西画不写字没有关系，搞中国画不写字怎么能提高，这个问题在画院有争议，很多人提出过，但是还是我行我素，认为写字不重要。这次看天津画院的展览，我觉得你们内容上非常契合时代，你们的创作有时代的特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展览非常好，作为我个人对天津画院是非常钦佩的，当然我也觉得像体操一样，你们把规定动作做好了，自选动作就不远了，自选动作是水到渠成的，我相信过几年肯定可以出现更好的作品，因为时间关系简单说这点，我觉得向天津画院好好学习，向外地画院好好学习是上海美术院必须做的，谢谢大家。   

杭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刚才鹏飞先生的发言我觉得非常好，从他的发言里面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另外我也看到了上海书画院画家的胸襟和气度，以及他们的睿智。两个城市的书画院放在一起座谈肯定会做比较，刚才有很多学者和老师已经对两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的历史渊源做了非常深入的比较，这一点我也不再重复。我想这确实是很有意义的会议，像耀昌老师说的一样，上海50年代以后艺术界的生态发展这么独特，我到今天不是特别明白。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艺术发展最狂飙突进的地方，从当年绘画革新变革的大本营到今天，这里面的生态这么复杂，在今天跟天津两个城市艺术放在一起比较，我觉得对很多问题的思考都会慢慢出来。我想两个城市书画院的展览在美术馆举行，我觉得它作品本身和展览创意本身有价值，以后的东西可能还会慢慢展示。

　　我注意到这次两个画院参展画家年龄的差别，天津都很年轻，上海都很有名，但是岁数比较偏大。上海的这些艺术家绝大部分成名在80年代，除了个别的先生是早期，80年代成名的这几年变化不是很大，作为画家来讲，20年的跨度对他的艺术面貌有很大的发展，本来不太敢说，我想作为学术研讨应该说得更学术一点，相比之下我觉得天津的艺术家生机勃勃，两个画院技巧上不用说，对中国现当代无论是国画还是油画所对应的东西，没有画院本身的特殊性，从个体的创作上我想两个画院之间目前拿出的作品是有区别的，这里大家会更多想到画院体制的问题，因为北京画院和国家画院是两个问题，大家也注意到王明明组织的北京画院和杨晓阳组织的国家画院不一样的动作，但是我想这两个画院的动作可能有典型性，可以从全国的画院发展看到一些缩影。

　　但是我想回溯一下历史，从北宋画院的情况来看，我们大家现在也看到很多对中国古代画院的研究，我想这种画院在50年代的中国有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让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了争议，前不久也曾经有取消全国画院的声音。不管怎么样，一个画院存在有自身的合理性，但是关键是画院的体制如何促进艺术的发展，促进艺术家能够在画院的空间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想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上海的书画院有非常好的传统，而且有从20-30年代延续传承下来的老一辈的书画家，艺术在两个口岸城市的发展，这些人是有真知灼见的，这样的东西在改革开放以后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和继承，画院分第一批，第二批，后来的一些画院无论是机制还是促进技术发展上，反而更具有活力，更具有新的东西，我想这次画院联展的一些东西大家也会有经验和探讨。大家也可以看到两个画院画师社会构成面有很大区别，上海画院和很多高校做联系，在画院体系里面相对单纯一点，固定一点，这点很难说好和不好。两个不同城市在文化底蕴发展，在艺术和市场的生态上产生了变化，对于未来来说这些都是外在的，真正内在的东西还是作品本身，所以我想通过今天的小型研讨会，我们可以更多思考画院体系对中国艺术的发展可以起到多少积极的作用，我想这是我们研讨会非常积极的意义。